黄天骥|学人的摇篮——忆陈翔鹤先生教育我的二三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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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陈翔鹤先生(1901—1969)是现代著名的作家和学者。曾在复旦大学和北京大学研究生班学习,是“浅草社”和“沉钟社”等文学社团的重要发起人,曾长期在山东、吉林、河北等地任教。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5年任中国民主同盟四川省委执行委员。1949年后,历任川西文教厅副厅长、川西文联副主席、四川省文联副主席、四川大学教授、中国作家协会理事、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等职。1954年光明日报《文学遗产》副刊创刊,聘请陈翔鹤先生负责《文学遗产》副刊的编辑工作,先后达十年之久,一直到1963年。陈翔鹤先生编辑《文学遗产》副刊期间,工作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培养了一大批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者。今年是陈翔鹤先生去世五十周年,本期刊发著名学者中山大学黄天骥教授的纪念文章,以表达对陈翔鹤先生的敬意。今年已经八十余岁的黄天骥教授曾得到过陈翔鹤先生的指导,并长期担任光明日报《文学遗产》副刊的通讯员。在这篇怀念文章中,既可见陈翔鹤先生对年轻后进的关爱和提携,也能深切感受到黄天骥教授对陈翔鹤先生的尊敬与感谢,这其中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浓浓的师生情谊。

本期刊布的宿州学院陈国龙教授和鄢化志教授的论文通过对闵子骞孝行故事在古代文学文本中的流传情况的梳理,提出闵子骞的孝悌、宽厚、屈己利人、顾全大局品性,实与“诚信、友善”价值观相通,对家庭家风建设,具有现实意义。 (方铭)

△1954年3月1日,光明日报专刊《文学遗产》创刊,两月一期。1954年3月至1963年6月,由著名作家陈翔鹤主持。陈翔鹤(1901——1969),四川重庆人,著名作家、出版家、文史专家。青年时组织创办刊物《浅草》《沉钟》,受到鲁迅先生的重视。解放后,筹办并长期主编光明日报副刊《文学遗产》,使之成为中国古典文学的重镇,深受毛泽东主席的喜欢。代表作有《不安定的灵魂》、剧本《落花》等,主编《文学遗产集刊》。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被《文学遗产》(指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主办的学术杂志)聘为编委,赴京参加座谈会。当时,担任副主编的张白山先生主持会议。被聘为编委的,在座还有傅璇琮先生等好几位,都是和我年龄相若,四十岁开外的学人。

会议间歇时,我们几个不算年轻的“年轻人”,免不了围在一起聊天。这才知道,我们都担任过光明日报副刊《文学遗产》的通讯员,也不约而同想起了前主编陈翔鹤先生。后来,这些通讯员,大多成了各高校和研究所教学科研的骨干。



1952年,我在中山大学中文系学习,记得王季思教授在给我们上写作课时说:“以后如果你们发表文章,不要忘记,其中有一半是编辑同志的功劳。”当时,我才读一年级,曾大惑不解,文章明明是我们自己写的,怎么能说编辑先生有这样大的作用?后来,我有幸遇上陈翔鹤先生,才理解王老师所说的是至理名言。当我和璇琮兄等几位,谈到陈翔鹤先生时,都一致认为,当年以陈翔鹤为主编的光明日报副刊《文学遗产》,正是我们这一辈学人成长的摇篮,是教育我们学会做人做事的没有围墙的大学。

我能认识陈翔鹤先生,完全是意想不到的事。

那时候,学校规定本科三年级的学生,要撰写“学年论文”。我在求学阶段就对中国古代诗词很感兴趣,加上二年级时刚学过魏晋文学史,又在旧书店里,淘到一本《陶渊明集》,于是,三年级伊始,便开始研究陶诗,学写论文。上学期快结束,论文《陶渊明诗歌的人民性特征》写成了。那时正在提倡“向科学进军”,到寒假,我把论文重抄了一份,寄给了光明日报的副刊《文学遗产》。

△陈翔鹤先生与夫人王迪若女士 资料图片

老实说,当时我属于“黄毛未褪”的大学生,在图书馆里,常见到与文学有关的期刊,不外是《文艺报》《人民文学》《语文学习》等几种,只有光明日报的副刊《文学遗产》,才专门发表古代文学研究的文章。我不知高低,也不懂得它在学术界中的分量,随手贴上邮票,把稿子塞进邮箱,寄交《文学遗产》编辑部。那时,女朋友知道了,便嘲笑我说:光明日报的一个版面,最多能刊载八九千字的文章,你的论文却有一万四五千字之多,你以为你是什么东西?等着退稿吧!我一想,她说得有道理,但稿件已成泼出去的水,只好自认晦气,噬脐莫及,不敢作刊登之想。

谁知过了一个多月,我接到一封由《文学遗产》编辑部寄来的信,信很薄,不像是退稿,我心情忐忑,打开一看,原来里面只有一张信笺,上面写着:“天骥同志:来稿字迹非常潦草,就像天书,排字工人一边排,一边骂娘。以后读书写字,都要认真。”信后只署名“编者”。

这编者是谁?我不知道。后来才晓得,这封信原来是当时光明日报《文学遗产》的主编,著名作家、学者陈翔鹤先生写给我的。

△陈翔鹤先生著作《青陵台》 资料图片

我看了信,满脸通红。确实,我一向做事马虎,不重视写字,况且想趁假期外出游耍,心不在焉,便“龙飞凤舞”地抄了稿子,塞进邮筒。看了信,我想,完了,编者这样严厉批评我的文稿,哪里还会采用?那就等着退稿吧!我的女朋友倒看得细心,她认为排字工人在骂,不是有可能在发排吗?我一想,似乎有理,于是以后每周都找光明日报的《文学遗产》副刊,留意上面有没有我的文章。连翻了两三个月,没看到,我心也就凉了。正好那时董每戡老师建议我转攻中国古代戏曲,我的注意力才有所转移。

谁知到了学期之末,我又收到《文学遗产》寄来的函件,打开一看,是《文学遗产增刊》(第二辑)。我的论文,就登载在有关陶渊明研究的一组文章上。原来,陈翔鹤先生和《文学遗产》编辑部认为一些可取而又篇幅较长的论文,光明日报《文学遗产》的版面容不下,于是另辟《增刊》,由作家出版社出版。

我在抽屉里找出陈先生给我的信,又看看被采用的论文,不禁百感交集,既高兴,又羞愧;既感动,又震动。试想,一位著名的作家和学者,一位重要刊物的主编,百务烦冗,竟不惮劳烦,对一个陌生青年抄写的潦草得像“鬼画符”般的文稿,耐心阅读,这需要耗费多少时间,多少心血!而当发现文稿有一得之见,既严肃批评,又注意栽培。我很幸运,碰上了这一位胸怀如此广阔,思想境界如此高尚的老师。



我毕业后,留校工作,不久就接到《文学遗产》的通知,告诉我被聘为编辑部的通讯员,以后每周给我赠阅该刊。而通讯员的任务,是要阅读该刊的文章,征询师生们的看法和对编辑部的意见,每月写信汇报。这一来,我对在《文学遗产》上发表的文章,必须仔细阅读,不敢囫囵吞枣,也养成了认真读书的习惯。当然,在书写通讯稿时,更注意字迹端正,再不敢潦草苟且,写得像“天书”那样了。过去说字如其人,写字时心态的改进,也让我端正了自己做人做事的态度。

到1958年暑假,我到天津探望在那边工作的女朋友(也就是现在我的老伴),和她一起到北京游览,逗留一周,也抽空去看看《文学遗产》编辑部。我不敢惊动陈翔鹤先生,只想访问一下这名闻全国的期刊。作为通讯员,也顺便汇报自己的学习和工作。谁知那天下午,陈翔鹤先生正好也在编辑部工作,他知道我来了,很高兴,让我在他的办公室坐下。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陈先生,也是唯一一次有幸和陈先生接触。只见他个子较矮,身材略胖,穿着灰色的干部服,眯着眼睛看我。我有点紧张,甫坐下,他过来给我递上一杯茶,笑着说:“好呀!写‘天书’的来了呀!”我手足无措,他却哈哈一笑,说:“你写来的通讯,我看了,写得认真,字也写得好多了!”听了这几句话,我绷紧了的神经,才松弛了下来。

陈先生问了我学习和工作的情况,也问了中山大学中文系几位教授的近况。大约谈了十多分钟,他站了起来说:“天骥同志,我有事,正忙着,不陪您了!这样吧,我让刘世德陪您吃饭,由我请客。”我一怔,正想推辞,他却不由分说,把刘世德同志叫了过来,吩咐他带我俩去吃晚饭,并且说:“天骥来一趟北京不容易,他喜欢吃什么都可以,要吃得好一些,贵一些不要紧!”

△黄天骥教授资料图片

我在《文学遗产》上,早就拜读过世德兄的论文,这回第一次见面,看到他风度翩翩,温文尔雅,年纪也比我稍大,顿生敬意。当时,他正在《文学遗产》当实习编辑。我跟着他走出编辑部,他便问我,想吃些什么,不必客气。我心想,北京的烤鸭最有名,我从未吃过。又一想,烤鸭可能价钱很贵,怎好让陈先生花费太多。正迟疑间,世德兄和我商量,不如到莫斯科餐厅,那里比较清静。我虽初到北京,更未尝过俄国餐,但在广州时,却早知道近来“莫斯科餐厅”在京开张,便欣然跟着前往。

我进入餐厅宽敞的大厅,就像刘姥姥进入大观园。它虽然不是金碧辉煌的,却显得优雅大气;食客们都只喁喁细语,绝不像广州茶楼那般嘈吵喧闹。世德兄领着我俩,拣一个角落坐下,便问我想吃些什么?我哪里懂得该吃些什么,只见邻桌的食客,吃着一锅土豆烧牛肉,便指着要了一份;我的女朋友跟着我,也要了一份。当服务员把金光灿灿的铜锅端过来,揭开盖子时,扑面而来的是热气腾腾的肉香。那一年,广州供应己经很紧张,我久已不知肉味,也就不客气了,狼吞虎咽地把一锅土豆烧牛肉塞进肚里。我吃饱了。一看,女朋友只吃了半锅,便放下了刀叉。当时,还没有“打包”的习惯,她不再吃,浪费了岂不可惜!世德兄便劝我,把她剩下的牛肉全吃掉。那时年轻,无所谓消化道出什么问题,也就端过来一口气吃了。这顿饭,我饱得差不多撑破了肚皮,半天弯不了腰。细看世德兄,他只点了一份鱼扒,一份冰激凌,慢条斯理地品味。结账时,我不知他替陈翔鹤先生花费了多少?但肯定不会便宜。

几十年过去了,这一顿饭,也许世德兄早已忘怀,但当时的每个细节,我一直记得。虽然,那时我还不至于沦为饿殍,但这“一饭之恩”,却让我明白陈先生了解广州食品供应的状况,明白他吩咐“要吃得好一些”的含义,更感激他从心底里流露出的对后辈无微不至的爱护。我也想,得到陈先生厚待的年轻人肯定不少,我肯定不是唯一一个。到现在,我还学着陈翔鹤先生做人做事的态度。每当和那些还没有收入的学生吃饭时,一定首先说明由我“埋单”,也会让学生们点菜,说大家只管点,“喜欢吃什么都可以,贵一些不要紧”。



在担任通讯员的几年里,我陆续收到了编辑部寄赠的几套书,一套是《聊斋志异汇评汇注本》,一套是《敦煌变文录》。到1962年,还收到一套由范文澜先生编注的《文心雕龙注》。在这套书中,附有编辑部的一封短信。信上写道:“通讯员同志:你们替编辑部做了很多工作,很感动,今后还望你们多加支持。现在编辑部买到了一批《文心雕龙注》,这本书想来各位都很需要,但外地并不好买,所以每位赠送一部,作为学习上一点微小的酬劳。”在这短信的下面,又有用墨水笔添上的两句话:“此书得来不易,望好好学习。”一看字迹,认得是陈翔鹤先生的手笔,我恍然大悟,也十分感动。我明白,陈先生和《文学遗产》编辑部,正是以联系通讯员的方式,来培养各个高等院校年轻的学者。

在1961年岁末,我读到了陈先生在《人民文学》发表的短篇小说《陶渊明写挽歌》,知道他对陶渊明有很深的研究;知道了为什么在五十年代中期,在提倡“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环境中,《文学遗产》启动讨论陶渊明问题的意义;知道了通过解剖这一只具有典型性的“麻雀”,可以辩证地历史地理解古代作家思想复杂性的问题。当年,我那稚嫩的论文能够发表,正好碰上了这机遇,而它又影响了我以后的学习和工作,影响了我的一生。

△陈翔鹤先生《不安定的灵魂》资料图片

学人的成长,固然要靠学校、老师的培养和自已的努力,同时,离不开出版部门编辑同志的栽培。像陈翔鹤先生等老一辈的编辑,夜以继日地工作,无私地耗费心血,他为了什么?无非是为国育材,发展文化事业!我虽然只见过陈先生一面,但他的栽培和教育,却影响了我的一生。今年,是陈翔鹤先生逝世五十周年,我写下这篇短文,不仅是一己的感恩知遇,更是期望有更多的人,继承和发扬陈翔鹤先生等老一辈做人做事的传统,为祖国文化事业的发展,无私奉献。

(作者系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


内容来源:光明文学遗产

责任编辑:王子墨

本期编辑:常莹 孙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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